1992年春，深圳先科光盘生产基地，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期间来到厂区。陪同人员刚把叶华明介绍到面前，邓小平便认出了这位熟悉的面孔，只是叶家兄弟众多，一时没能确定他的排行。 邓小平笑着问：“你是叶老二吧？” 叶华明没有解释，只伸出四根手指，说：“我是老四。” 一句问答，旁人听来简单，却牵出了两代人的交往，也牵出了一个家庭与中国革命、改革开放之间的特殊联系。 叶华明是叶挺的第四个儿子，1934年出生于澳门。叶挺参加北伐战争时，曾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作战，因战斗力强，被称为“铁军”。后来，他又参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，是人民军队创建时期的重要将领。 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叶挺从海外回国，却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并押往重庆。到达码头时，他知道自己即将失去自由，便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，交代他们去找周恩来。 孩子们带着信离开后，辗转到了曾家岩五十号。周恩来见到他们，没有把这件事当成普通的亲属投奔，而是亲自安排照料。后来，叶正明、叶华明兄弟被送往延安，寄居在聂荣臻家中。 那段生活里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曾出入聂家。邓小平当时住在附近，常来走动。叶家兄弟容貌相近，排行又容易混淆，邓小平便记住了“叶老二”和“叶老四”这两个称呼。多年以后，他在深圳再次见到叶华明，才有了那句带着旧日情谊的询问。 叶华明后来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，参加过空军工作，也长期在机关和科研部门任职。改革开放初期，他访问荷兰时接触到当地的科技企业和先进设备，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，科技成果要真正产生影响，不能只停留在文件和实验室里。 1983年，叶华明调入国家科委有关部门工作。工作一段时间后，他逐渐发现，自己更适合做具体项目，而不是在机关中处理层层审批。恰在此时，深圳面向全国招聘人才。那时的深圳还不是后来人们熟悉的现代都市，基础薄弱，条件艰苦，许多事情都没有现成经验可循。 叶华明却决定南下。 1983年10月，他抵达深圳，被安排到市科委工作。办公室闷热，设备简陋，科委经费也十分有限。1984年春节后，他出任深圳市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，承担起推动特区科技事业的任务。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。科委当时人员不算少，但缺项目、缺资金、缺市场，单靠财政拨款只能维持日常开支。叶华明与有关部门商量后，决定借助特区政策，成立一家面向市场的科技开发公司，把科研、引进和经营结合起来。 公司取名“先科”，寓意科技先行。1984年5月7日，深圳先科技术开发公司正式成立。叶华明拿出五千元垫付启动资金，带着几名工作人员，从几乎没有基础的状态起步。 有意思的是，他们没有满足于做一般贸易，而是把目标锁定在当时国内尚未掌握的激光视盘技术上。叶华明此前访问荷兰时，已经见过飞利浦公司的激光视盘设备。他清楚，这个项目投入大、技术门槛高，谈判也不会容易，但如果只做低水平买卖，先科很难形成真正的技术能力。 1984年7月，飞利浦方面带着样机来到深圳演示。设备播放苏联电影时，清晰的画面和稳定的声音给在场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叶华明提出借用样机数日，带回去向深圳市领导汇报。演示结束后，项目得到了支持。 问题随即转向资金和技术转让。先科刚成立，没有业绩，也没有雄厚资本；飞利浦则是世界知名跨国公司。要让对方把生产技术交给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企业，难度可想而知。 叶华明多次往返洽谈，既谈设备，也谈人才培训和生产工艺。1985年上半年，双方先后在荷兰和深圳进行谈判，最终落实技术引进合同。先科随后向银行贷款，筹措设备、土地和厂房建设资金。 1986年，光盘生产基地开始建设。经过设备安装、调试和人员培训，1989年9月，深飞公司制造出第一批激光视盘，节目母带为苏联芭蕾舞作品。之后，企业开始制作中国自己的音像产品，推出了北京亚运会主题曲《亚洲雄风》等唱片，也将《红楼梦》等中国题材作品制作成激光视盘。 1991年10月，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先科生产线剪彩仪式。凭借这条生产线，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能够生产激光唱盘和激光视盘的国家之一。对深圳而言，这不只是增加了一家企业，更意味着特区开始从“引进项目”走向“掌握技术、形成产业”。 到1992年，先科已经拥有十多家子公司，资产规模达到八亿元，并成为深圳重要的纳税企业。叶华明也从科委工作岗位上退下，专心担任企业集团董事长。光盘之外，先科还涉足鲜花等领域，尝试把海外经营经验和技术管理方式带回深圳。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邓小平来到先科基地视察。车间里，设备运转有序，生产线上的光盘不断成型。叶华明站在一旁，既是企业负责人，也是那个曾经寄居聂荣臻家的“叶老四”。 邓小平认出他，却把排行记错了。叶华明用四根手指作答，没有多说一句。那个熟悉的动作，让几十年前在延安和北京的相逢，与深圳车间里的新产业连接在了一起。 特别